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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支撑创新转型的人力资本基础、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相关政策多次提及要“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但缺少具体的量化目标。只有明确中等收入者的界定标准,我们才能准确分析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行为特征,方可确定相关政策的实施对象范围,从而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一、现有中等收入者界定方法和结果差异较大

  虽然各界对“中等收入者”有着概念上的共识,但在具体量化标准上却有很大差异。我们将已有方法归纳为以下六类。

  一是基于阶层、职业、教育、主观认同等定性标准。一种思路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基于阶层/阶级来定义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人群。另一种思路更多是从“社会等级分层”的角度来定义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人群,通常依据职业、受教育水平、主观认同等单个或多个指标来划分。

  二是基于消费标准。有学者以恩格尔系数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也有学者倾向基于消费具体支出来定义。比如,Kharas(2017)把日人均消费支出介于11-110美元(2011年PPP)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不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从实物消费更多转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消费,消费类别日趋复杂,消费标准水涨船高,依据固定的消费标准来界定难免有刻舟求剑之虞。

  三是基于财富标准。Wolff(2010)利用财产数据从低到高对美国人进行五等分组,把处于中间三组的人群视为中等收入者。瑞信研究院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将个人净资产介于5万-50万美元之间的人群定义为全球中等收入者。受数据可得性限制,若依靠财富标准来定义中等收入群体,数据跟踪和连续预测的难度较大。

  四是基于绝对收入标准。世界银行 (2007)将日均收入介于10-50美元之间的人群视为全球中等收入者。还有学者(如Ravallion,2010)使用2-13美元的标准来定义“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者”。

  五是基于相对收入标准。有研究(如皮尤研究中心,2016)把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中等收入者标准。有些学者将收入平均数的倍数作为中等收入者的上下限,如李培林等(2016)使用收入平均数的1倍至2.5倍作为下限和上限。还有研究将收入十等分组的中间位置(如第三至第九组)视为中等收入者(Solimano,2008)。

  六是基于绝对与相对收入的复合标准。比如,王小鲁(2017)将同时满足以下两条标准者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一是年收入介于2-20万元的绝对标准,二是年收入介于收入中位数70%-200%之间的相对标准。

  不同标准测算出的结果差别很大。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对2012年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估算,最高值为54%,最低值为7.7%;对2025年的预测,最乐观的结果是59.4%,最悲观的则为19.8%。如果没有统一且合理的量化界定标准,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政策很难有的放矢。

  图1 不同文献估算出的中国不同年份中等收入者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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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轴是年份;纵轴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图中的每个圆点代表每篇文献。

  二、建立新的中等收入者标准

  在对已有方法评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基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用绝对和相对标准有机结合的方式来定义中国的中等收入者。

  宜采用“收入指标”。用消费定义中等收入群体,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们的消费结构、消费品类别和质量不同的问题。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财产的统计口径不一,且存在数据可得性和连续性的限制。相比而言,收入是一个能动态反映教育、职业、技能等综合结果的指标,且通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具有较好的纵向和横向可比性。

  在各类收入指标中,宜选取“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与人均GDP或人均GNI相比,采用基于住户调查数据的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定义中等收入群体,能较准确刻画中等收入者的分布和行为特征。另外,与平均数相比,采用收入中位数能克服收入差距大和统计误差等影响,在估计中等收入者规模时更为准确。

  由此,我们按如下三个步骤确定中国中等收入者规模:

  1.基于全球收入分布数据,计算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各年份的收入中位数。把每年全球收入的中位数作为参照系,不仅使中国的中等收入者定义具有国际可比性,并能够动态反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提高的新趋势。

  2.借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做法(2016),选取每个年份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和200%,作为当年全球以及中国中等收入者的上下限。即中国中等收入者的下限是当年全球中位数收入水平的三分之二,上限为全球中位数收入水平的两倍。

  3.基于以上标准,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简称“CHIP数据”),来估算和预测各年份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和变化趋势。

  三、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估算和预测

  1.中等收入者门槛要反映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

  我们对全球74亿人都赋予一个收入,每个人的收入为所属国家的人均GNI。根据每个人的人均GNI大小,从低到高对全球所有人进行排序,处于最中间位置的人(大约在第37亿位),其对应的人均GNI即为“世界所有国家人均GNI”的中位数。我们假定从2020年到203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并假定期间的收入分布不变,估算出2025年、2030年和2035年全球人均GNI的中位数。我们将各年收入中位数的67%和200%作为中等收入者门槛的上下限(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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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的中等收入者标准动态反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2002年对应的下限为2850美元/年,相当于巴基斯坦的当年人均GNI;上限为8506美元,大约为巴拿马当年人均GNI。到了2016年,中等收入者的上下限为7555-2.26万美元,下限相当于当年摩洛哥的人均GNI,上限相当于俄罗斯的人均GNI。根据预测,2020年中等收入者标准为8503-2.54万美元(2016年PPP),上下限分别相当于牙买加和匈牙利的人均GNI水平;2035年中等收入者标准将达1.32万-3.95万美元(2016年PPP),上下限分别相当于2016年塞尔维亚和欧盟成员国的人均GNI水平。

  2.中国中等收入者规模已达4.0亿,但结构差异明显

  按上述方法定义中国中等收入者各个年份的上下限后,就可以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住户调查CHIP数据来估算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由于CHIP数据最新年份只到2013年,所以需要基于2013年数据进行估算。

  中等收入群体表现出逐渐壮大的特征。如图2所示,在2002年,中国仅有10%的人口属于中等收入者。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在2007年增长到20.2%,2013年、2016年又进一步增长到27.3%和28.9%。近十多年来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在快速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分布也逐渐向“橄榄型”转变。虽然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依然偏低,但绝对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2016年中国中等收入者规模已达4.0亿,是当年美国总人口的1.25倍。

  图2 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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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笔者基于CHIP数据计算所得。

  中国中等收入者有明显的结构差异。分人口类型看,城市居民中的中等收入者比重明显高于流动人口和农村人口。在2016年,仅有8.3%的农村人口和33%的流动人口属于中等收入者,而城市居民则达到50.7%。

  3.中高速增长对中等收入者比重提升至关重要

  在收入分布不变的假设下,在6.5%、6%、5%、4%和3%不同收入年均增长率的情境中,我们进一步估算了2020年、2025年、2030年和2035年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如果增速为6%,到2020年和2035年中等收入者比重将达到33.02%、44.31%;如果增速降至3%以下,则中等收入者比重将只能徘徊甚至低于2016年28.93%的水平。因此,若要提高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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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国存在着大量中等收入边缘群体

  若不选用67%-200%而选取别的比例区间,估算出的中国中等收入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此,本文做了两类稳健性检验。

  在保持下限不变的前提下(收入中位数的67%),分别使用收入中位数的125%、150%、200%、225%和300%作为上限来估算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所得结果差别不大。由此看出,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上限并不敏感。

  在保持上限不变的前提下(收入中位数的200%),分别使用收入中位数的50%、60%、67%和75%作为下限来估算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所得结果差别较大。由此看出,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下限比较敏感,存在着大量中等收入边缘群体。这既预示着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提升的较大潜力,也表明存在大量中等收入者降为低收入者的风险。

  四、提高针对中等收入者政策的精准性

  根据本文估算,当前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低于30%,与“橄榄型”目标仍有不小差距,且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异等结构性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思路:

  首先,应尽快明确中等收入群体的量化定义和标准,增强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中央应尽早明确中等收入群体的量化定义和发展目标,以此指导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制定收入、社保、税收、就业等政策时,充分识别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并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第二,要充分认识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是居民收入提高的基础。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然不高的情况下,如何做大蛋糕以及如何更好地分配蛋糕,是当前两项不可偏废的工作。为了有效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我们既要强调调整收入政策以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也应当在保持质量和效益前提下努力实现中高速增长。

  第三,要将政策着力点放在中等收入边缘群体。在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下限标准附近分布着大量中等收入边缘群体,既包括一些低收入群体,也有不少“脆弱”的中等收入者。所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关键,在于使相当一部分低收入群体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同时也要防范刚刚越过中等收入门槛的群体降为低收入群体。

  第四,要注重财富分配政策的重要性。提高财产性收入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拓宽居民的财产性增收渠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能合理分享土地升值收益;改善营商环境,实施支持创新创业者的税收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和高杠杆负债对中等收入者的伤害;减少工薪阶层税负压力,增加普惠性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支持中等收入者提高人力资本。

财富热线

0755-3312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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